Monthly Archive for 三月, 2006

我很庆幸不必面对他的双眼


临走前,在西湖边上的茶座坐坐。
空气实在好,风从湖上来,人忍不住先屏息一下,再深深地,无声地呼吸。
深翡翠绿的湖水边上,樱花的细蕊象雪一样,不觉察的时候,一会儿落得头上身上都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只松鼠突然从叶丛中窜起,然后悄无声息地在湿黑的樟树梢上隐藏。但还是没逃过小孩子的眼睛。
他大概四五岁,圆滚滚的大脑袋,仰脸向天,张着嘴跟松鼠对着看。
两对乌溜溜的眼珠,一动不动,已经对视了五分钟了。
我忍不住笑,是他爸爸吧,也向我微笑过来。
有三个年青人走过来,指着我身边的空椅子“有人坐么?”
“没有”。
他们拽过去,放在众人面前那片最接近湖边的草地上。排排坐。
那个涂美丽的浅绿色眼影的女孩子熟练地从包里拿支烟。
烟雾飘过来,小男孩头一下子拧过来了,乌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我走过去轻声提醒她“小姐,您坐在上风口。”
她看我一眼,站起身拉起椅子走到一边。
不到一分钟,又来两个年青女孩子,不知从哪里拽的椅子,同样的位置,坐下。
坐下的同时,她们都从包里拿出烟。
我站起身的时候,看见那个爸爸牵着孩子往另一个方向走了。
老樟树的树枝上,空空落落,只有枝叶轻颤。


写来留言的是位年青的妈妈。
她家小朋友四岁,对城铁有一种迷恋,把城铁当玩具当看风景的交通工具,春暧花开,妈妈常常带他去四处看风景。
她说“城铁里人怎么那么急呢?看上去每个人都在地铁地心急火燎的,我家小朋友也没什么急事,但我觉得这种紧张与焦虑已经传染给了这个四岁的小朋友了,他看见这么多人如此匆忙,也在拼命催促我快点快点”
从城铁往东直门地铁换票的时候,小朋友自告奋勇要自己去换,妈妈站在二十米开外看着他去。
“与他同时换票的两个成人并没有特别回避一下小孩,而后面一个年轻人差点把我家小朋友的换得的票取走,小朋友得到票后,迳直朝我跑来,一位中年妇女也急匆匆地去换票,差点将小朋友撞倒。”
就在那位妇女差点撞倒他时,小朋友回头就骂了一句妈妈在家从没有听他说过的话:你有病哪!
妈妈愣住了。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四岁小朋友骂人的话,怎么在这样一个场景中那么合理那么自然地就说出来了呢?”
她把孩子叫到身边,问他是谁教他如此骂人,是在幼儿园小朋友那儿学的还是电视节目中,小朋友想了一想,说不知道!他真的是不知道。
妈妈说,以后不要骂人,别人撞了你是无意的,你骂人却是故意的,你得知错,他点点头。
年青的妈妈在夜里写了长长的留言给我,说“什么时候我能让孩子觉得这是一个让人尊敬的城市呢?”


给你看这张照片。
这个孩子也是四岁,抽烟成瘾。
教会他抽烟的是他父亲瓦厂的工友。每天给他烟抽,以此取乐。
“现在他每天没烟抽都不行,”工友乐不可支,“这小老头,有瘾了”
他爸爸不以为这有什么问题“挺好玩的”
他妈妈说“别人给他抽我有什么办法”
这孩子夹着烟的手势如此娴熟。
我看着他手背上清晰的小肉涡。
真奇怪,看了一下午几百封写给新闻调查的邮件,那么多事情,好象都不如这几个小小的涡让我感觉更气闷。
这个我们为之奋斗的世界,将来不是都是留给这些小胖手掌的么?
我们将不能不留给他们腐臭的河流,不能不留给他们看不见的星空,不能不留给他们拆迁迨尽的故乡,不能不留给他们没有传说和民谣的历史,不能不留给他们有沙尘暴的春天,不能不留给他们永远再也见不到的野生物种…
但是我们起码能不能留下—–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应该珍重和向往的?善和美是什么?做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是什么?
登载这张照片的时候,这个四岁孩子的双眼被马赛克遮住了。
我很庆幸不用面对这双眼睛。

我只是讨厌屈服(重发)

(注:可能因为服务器的原因,很多朋友说看不到这篇的全文,重发一次。这是罗莎·帕克斯,2005年去世。)

10:0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郝劲松坐在原告的位子上开口说话,“审判长,通知我的开庭时间是10:00,被告迟到,我是否能得到合理解释?”

审判长看他一眼,说“现在你先听从法庭的程序”,冲书记员挥了下手。

书记员立刻跑出去大声叫“北京地铁公司!北京地铁公司!”

片刻,两位男士夹着公文包,匆匆入门,在被告席上落座。

原被告双方目光交汇的一刹那,法庭非常安静。我明白了郝劲松为什么说“不管你有多强大,包括一个国家部委,当你被告上法庭的时候,你是被告,我是原告,大家坐在对面,中间是法官。你和我是平等的”

这是一场关于五角钱的官司,他在地铁使用了收费厕所,认为这收五角钱不合理。所以把北京地铁公司告上法庭。

两年多,他打了7场这样的官司—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要发票。

列车员都笑了“火车自古没有发票”。

他于是起诉铁道部,国家税务总局,。。。一次一次。

“在强大的力量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他说。“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赢,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象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

“钱数这么小,很多人觉得失去它并不可惜”我说。

“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的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

“但是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

“看看罗莎,帕克斯,整个世界为之改变”他说。

帕克斯是美国的一个黑人女裁缝,1955年12月1日,在蒙哥马利市,42岁的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座。按照当时的惯例,美国南部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座位分为前后两部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后排。

那天晚上人很挤,白人座位已占满,有白人男子要求坐在黑人部分最前排的她让座,遭到了拒绝。

当司机要求乃至以叫警察恐吓黑人让座时,坐在前排的其它三个黑人站了起来,唯独帕克斯倔强地牢坐不起。

如果是一个孩子或是老人,也许她会站起来,但这次,她厌烦了她和其它美国黑人每天在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

她说:“我只是讨厌屈服”。

她成了50年代美国第一个拒绝给白人让座的黑人。然后她因公然藐视白人而遭逮捕。

她的被捕引发了蒙哥马利市长达381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车运动,组织者是当时仍名不见经传的一名牧师马丁·路德·金,这个名字后来被冠以反种族隔离斗士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荣誉。这场运动的结果,是1956年最高法院裁决禁止公车上的“黑白隔离”,帕克斯从此被尊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

事实上,她并没有组织或领导50年前那场民权运动,她只是在适当的时刻表现了一个平凡人的勇气,而这种勇气迫使整个国家重新审视并改变了原有的社会道德体系。

五十年后,美国国务卿赖斯说“没有她,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我问郝劲松。

“公民。”

“公民和普通人的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的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这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他打赢铁路发票的官司后,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

但他说起他乘车时,乘务长会亲自端来饭菜,问他“发票你现在要还是吃完再说?”

呵呵。

“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问。

“靠我为了自己权利所做的斗争。权利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利只是一张纸。”他说。 

我停顿了一下,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34岁的年青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逃?逃到哪里去?

在杭州,工作总算差不多了,就剩下几个西湖的空镜要拍。
我们打了辆车,杭州的出租看上去真是气派,都是好车。帕萨特,红旗,还有中华和奔馳…而且他们的司机好象不象我们北京的师傅那么爱说话,上车的时候一言不发。
“师傅,我们去断桥”
师傅,是个中年人,头也不转,淡淡地说“停不了车,等会儿你们走过去吧”
“可是我们有设备”我们女孩子的声音放软了些。
他说可以把我们放在离开桥还有200米的地方。
“哦,谢谢谢谢”
车快到,我们正准备下车的时候,听见广播里交警在提醒“断桥只允许暂时停车,不能长时间停放。。。”
“咦?这不是可以吗?”
司机师傅不吭声,也不解释,但是往前开了,一直开到桥头。
没事,看到西湖的那一瞬间,大家什么都忘了,早春三月的西湖,连空气都是葱绿的。
晚饭后,突然下了雨,全是等车的人,站在台阶上等了一个小时,终于打上一辆出租车。
这位师傅是个年青小伙子,人很端正,但脸上一丝微笑都没有,“什么路?”
我报了地名。
“怎么走?”
我怔一下,“我不清楚,您能不能…”
“有两个地方都叫这个,你到底在哪儿下?”
这个年青小伙子的口气,凌厉得象刀片。
“我们是外地的,不清楚地址,您就不能两个地方都试试?”我开始有点火了。
“你这是什么态度?”他的声音更大。
走吧走吧,小宏打开车门,拉着我的胳膊走,一言不发。
我知道,他不喜欢吵架。
怪我,是我不好,我不应该急,这个城市每天无数个旅游者,开出租车的司机,要老是碰到象我这样把路说不清楚的人,真是够烦的。
第二天的车,录音师小宏拦住我,说他来打,他一招手,两辆车都开过来了。
他很尴尬地左右看看。
一个司机说“你是冲我招的手”
另一位说“我先过来的”
小宏说“这样我很为难,你两位觉得怎么办吧”
其中一位说“那你就两个都别坐呗”
著名好脾气的小宏哥哥脸都白了“你怎么这么说话…”
吃饭的时候,大家谁也不说话,闷头吃,大概是累了吧。
晚上,我们打车找屏风街,到了路口,小宏下车问路。
“问路?”一直不作声听广播的司机师傅,突然声音一下高起来“那怎么可以?你们在这里下,我没有时间等”
嘎?“可是等车的费用我们付呀”
“那才多少钱?”他说得那么干脆。
我在后座终于按捺不住“师傅,我能给你提个意见么?”
师傅有点吃惊,回了一下头,这大概是这几天我唯一一次跟出租车司机对视的机会。
席鸣在一旁拉拉我胳膊。我还是说了下去:
“这几天我们遇到的出租车的服务是我遇到的最差的?你们为什么不能为乘客考虑?”
他倒是口气温和下来,一肚子话要说的样子,“谁为我考虑?我要活命,我今天一天,饭都不吃,我的活儿也拉不回来,公司才不管你什么原因,钱都是一定的,我这十年,以前还挣过一月五六千,现在一千都挣不了,你没听见刚才电台里说油价又涨了?要怪,你去怪市政府”
工作完了的深夜,我从网上里认真看文件。
他说的,倒是没错呢,看这里“据分析,杭州市出租车单车月运营成本10年上涨了65%”
怎么会?
“原因之一,是杭州出租车从02年开始的大规模的升级换代,打造杭州名片,要求出租车必须20万以上,目前,杭州有出租车7000多辆。其中98%是帕萨特、红旗、中华等高档车型。”
去年2月8日,杭州交通部门还决定“将进一步提升的城市品位,提高作为国际化旅游城市的形象”,投放了三十辆奔馳。
——想起来了,我见过当时的新闻照片,戴着大红花的退休老干部被司机从奔馳车里扶出来。
哦,不到一年,大奔就从杭州出逃了。
“1月7日,6辆奔的出逃河南。因为承包费用过高,维修费高,客源少…”
“1个月后,18辆红旗同样原因再次出逃…”
大概,逃不了,还得继续干的,就是我遇到的这些脸黑黑的人?
当然,有合同和押金在,逃?又能逃到哪里去?出逃的司机都回来了,花在路上的汽油费他们自己掏,还得把这段时间的承包费补上。据说给他们的解决方案是要上调出租车的运价,“让普通出租车月增收1200元”
就是说,这笔钱将来会是我们这些打车的人出,没有听到有听证会,也没听说有人提这个事。倒是有司机还算算这个帐—–要是老百姓因为贵不坐的士了,那这1200块是不是真拿得到?
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时候,象我遇到这些争吵不会更少。
所有黑沉沉的脸,要它微笑,靠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修养。
管子说“富而后礼”。
简单地说,以合理的方式累积相当的财富,同时又以相当公平的规则来保护个人的权益,这个社会才会减低磨擦。
夜已深,在关掉电脑之前,看到最后一条新闻是,杭州交通部门今年年底打算全部取消奔驰出租车,“打造节约型社会”


装满彩票的盒子(二)

所以他就一个人做,告环保局的官司输了,告省政府的法院干脆没受理,写给人大法工委的信到现在还没有回音。花在广告费上的钱马上就要掏空他全部的家底了。 电影里阿甘的妈妈对他说“生命象个装着巧克力的盒子,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 但是陈法庆的人生更象个装着彩票的盒子。 买第一张彩票的时候,中头奖的可能也许有。 但要是买了几千几万张彩票,就接近了彩票中所设置的中奖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平衡,买的彩票越多,就越接近这个比例。如果这个比例是为了让买彩票的人获奖为目的的,他就会赢,如果是以彩票发行者得到利润为目的的,他就会输。陈法庆从不说输赢,他只说“到钱花光的那一天,我就停下来” 郝劲松,李刚,陈江,陈法庆…公益诉讼十年,我们可以用十个手指数完这些人的名字。而他们都会有停下来那一天。出差的时候,带了卢日科夫的书,这位莫斯科市市长说“如果我们只需要一个人,我们可能能得到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我们需要很多的人,所以民主的结果就会接近现实,我们的政权就会在更大程度上成为社会的一面镜子,他们具有的就是所有人在不同程度上的平常弱点和不足,甚至恶习。” 什么时候,在陈法庆的村庄里,那个发愁落满粉尘的桑叶被蚕宝宝吃了后不拉丝的大叔能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叫“环保局”的机构,抱怨炒完的新茶一泡都是灰的大婶不再说“民不能告官”,村委会的主任能把对岸的村子约在一起商量怎么去跟每天排机油在河里的船老板谈判的时候,那时候,这个村庄的未来才会是陈法庆想要的 “好的明天”吧。  “你想的明天什么样子的?”我问他 “象我十五岁时候的一样,在河里洗澡的时候,一眼能看到底,小鱼…” 我们谈话的时候,4公里外的石矿正在爆炸矿石,坐在二楼,那种巨响可以裂窗。 陈法庆因为举报被人打过,右耳伤殘,他听不到这样的炮声,就自顾自地说下去“…游过来亲我的腿…在田里干活的时候,泥鳅这么在脚趾头里头钻来钻去……风吹过来的时候…”。 

 

 

 注:文章写好后,一直不能全文上传,只好分成两个部分,看的时候会有些不便,请大家谅解

装满彩票的盒子(一)

陈法庆正在解救一只倒挂着的麻雀。 鸟是因为来啄他家里树上的果子,被他母亲早上刚织好罩上去的渔网挂住的。 他想解开网的时候,老人家冲他喊“不要放,放了又吃果子,挂在那儿还能吓吓别的。”一群村里的孩子,刚刚从地里挖野菜回来。手里拿着剪刀。不知怎么呼啦一下进了院子,都盯着倒挂在树上的那只麻雀。 领头那个子最大的孩子,说“这个好吃”,伸手要去够。 老陈一着急,把网剪破了,把鸟攥在手里,翻过身,小心翼翼地用小剪子剪去缠在脚爪上的黑色的细网。一点一点。 小孩不耐烦,伸手来抓,他一扬手,鸟飞了。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细节,让我觉得他象阿甘,也许是因为他剃得很光的后脑勺? 这个只上过6年学的农民,从7年前开始,为了村子附近石矿的粉尘和流过家门口的脏水河,先到处投诉,然后把区环保局告上法庭,再告省政府,接着给人大写立法建议,然后干脆自己出钱在人民日报打公益广告,“要感化那些看报纸的公务员,去真正关心环境。”  现在能证明他曾经富裕过的唯一证据就是一辆满是灰尘的奥迪。他说下个月准备卖了,成立个环保的基金会。 阿甘只是一部电影,但陈法庆有他真实的人生—-漏水的房子,生病的妻子,明天一早得补好的渔网。 还有,身后不会有人跟随。 村里人都说“陈法庆给我们办了不少事。”我问他们“那这7年里,村里有没有人跟他一起做?”“没有的”,一个矮矮壮壮的小伙子说“前年他要我们联名写个呼吁,我没写”为什么?他笑一下“忙生活,忙得很。”“那都是要钞票的事”,老年人磕磕烟灰“跟政府打官司,想都不要想哦。” “陈法庆不就在做?” 小伙子插句话“村里人觉得他就是喜欢多管闲事” 闲事?咦?这不都是每个人的事么? 

“有他做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