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邹承鲁先生在11月23日凌晨病故。
没有在媒体和门户网站上看到报道，只从方舟子的博客上知道这个消息。
我给范发了一个短信，说“我悔”。
原定访问他的计划，会一直是我心里的一根刺。
二
他是皇帝新装故事里的那个小孩子。
2001年，在“核酸风波”中，公开指责生化学会专门委员会副秘书长为某核酸营养品作商业宣传。
2002年，公开抨击徐荣祥“5年克隆人体器官206种”之说为伪科学。
2003年，批评中国院士选举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透明。
2004年，总结中国科技界7宗罪“一是伪造学历，伪造工作经历；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贬低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一稿两投甚至多投；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际的宣传。”
…
学术腐败，他说了二十年，但“现在的情况不是好转了，而是更糟糕了”
而这个年过八十的人，仍然不改其志。
“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即便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戳穿假话，或者无法说出真话，或者可以选择不说话，但至少要做到不说假话，不主动用假话去邀功请赏，去谋财害命。这是科学道德的最低的一条底线。”
二
“人治与腐败是中国科技界的致命伤”，他说。
不仅在私下说，不仅说给同行听，不仅在报告里说，他在大众媒体上说，对最普通的人说。
“最主要是科研资助不是给那些最有能力做出好工作的人，不是竞争出优胜，而是人治。所谓同行评审，同行都是上头指定的。同行是谁，谁是真正有发言权的同行。人治加上科学腐败是中国科学发展的两大致命伤，同时二者又密切联系。”
记者问“有什么样的办法改变或者改善吗？”
他说“这与院士选举制度改革是一样的，要征求广大科学界的意见。要让大家讲话，不能不让大家讲话。”
三
去世前二十天，邹先生在新语丝上发表《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一文，当中谈到
“学术腐败问题已经蔓延至院士群体，有此类问题的已经不是个别的。几个月以前，当某一位院士的问题开始在媒体上曝光的时候，我曾通过学部给中国科学院学部道德建设委员会主席写过一封私人信件，我认为，科学院有责任处理院士的问题，要求科学院学部道德建设委员会就此事进行调查，如果属实，应予以严肃处理。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等待，但迄今为止，没有看到这件事的任何处理结果。”
看到这段时，我既悔且愧。新闻界所为有限，我唯愿邹承鲁先生安息。
但想来他离开人世之时，内心当是有牵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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